我把手伸进口袋，手指摸住冰凉的金属枪身，滑到下面，找到那块引起这场争论的绿玻璃小碎片。我从口袋里将它掏出来，观看。德尔金问我何物。

“绿玻璃，”我说。

“跟那戒指似的？”

我点头。他从我手中把玻璃片接过去，对着亮处照了照，又放回我掌中。“我们并不知道她去旅社时戴着戒指，”他提醒我，“这只是假没，以便讨论问题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她可能把它留在房间里，有人从那里拿走了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男友。假设杀她的不是男友，假设凶手是绪乱者，像我开始时推测的那样”

“你也用上新名词了？”

“人家让你用你还能不用，你知道规矩。假设是个精神变态的人杀了她，男友害怕被牵连进去。所以他跑到她的公寓，他有钥匙，将戒指拿走。也许他还给她买过其他礼物，一并收走。他也想拿走貂皮，但那衣服在大旅社里。这种推论与凶手从他指上摘下戒指的推论不是同样有道理吗？”

我想不是这么回事，因为凶手不会是精神变态者。一个神经病犯了事不会派穿短夹克的人向我发出警告，也不会通过丹尼博伊向我传口信。精神变态者不会注意手迹、指纹或浴巾。

除非他跟裂尸客杰克一样，是个行动既谨慎又有计划的精神变态者。但不会是这样，不可能是这样。那戒指一定有意义。我将玻璃片放回衣兜。它有意义，一定可以说明什么。

德尔金的电话响起。他抓起话筒说，“我是乔德尔金”并讲，“是的、讲吧，讲吧。”他一边听，一边哼地呼应，不时向我瞟个眼色，并在备忘录上做笔记。

我走到咖啡机前，为我们俩各倒一杯。记不起他刚才在咖啡里加的是什么，但马上记起从这台咖啡机出来的咖啡特别难喝，便在两个杯子里都加入奶油和白糖。

我回到办公桌时他还在打电话。他接过杯子，点头致谢，呷一口，又点燃一只香烟。我喝了几口咖啡，又开始翻金的档案。希望能发现一件能将疑点连接起来的东西。我想到与唐娜打的电话。为什么说闪光那个词不对？难道戒指在金手指上不闪光吗？我记起那戒指碰上光时是多么耀眼。不然，我是在编织自己的记忆以支持我的推论？我难道已形成完整的推论？戒指丢了，又无确凿证据说明它曾经存在。一首诗，一纸自杀者的遗书，加上我自己的话，让人听起来好象是在讲绿宝石城里八百万个故事。难道是那戒指引起了我下意识的联想？不然，我只是在向黄砖路上警察分局的伙计们显能。好让他们觉得我多有头脑，多有心计，多有勇气？

德尔金在说：“是啊，不错，这是个棘手的案子。你别走开好吗？我马上出发。”他挂上话筒，眼望着我，表情很奇怪，得意洋洋之中掺杂着一点怜悯。

他说：“波瓦坦汽车旅馆，你知道昆斯区林荫大道与长岛高速公路的交汇处吗？刚过那儿，我不清楚具体位置，是在埃尔姆赫斯特公园一边，还是在里果公园一边，反正离交汇处不远。

“嗯？”